淺談言語行爲理論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
論文摘要:言語行爲理論是語用學上的重要課題，同時它對翻譯活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本文指出翻譯不只是停留在語言的表層意義轉換上，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原文的言外之力及對讀者的預期效果，從而在翻譯過程中儘可能的減少誤差。
一、引言
現代語言學的發展對翻譯理論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全新的視角及更科學的方法對翻譯實踐進行指導。自1962年英國牛津大學哲學教授J.奧斯汀(J in)的名著《怎樣用語言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問世以來，“言語行爲理論”(Speech Act Theory)就成了語用學上的重要課題。一方面該理論激起了語言學家們對話語意義研究的極大興趣。如七十年代的塞爾就在奧斯汀的基礎上繼續研究，將言語行爲和“會話含義”結合起來，進一步提出“間接言語行爲”，這是對言語行爲理論研究的縱深和完善;另一方面該理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並被應用於多個領域: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翻譯理論等等。言語行爲理論對交際環境下言語行爲涵義的深人探討給翻譯理論以很大啓發，爲譯者更好地理解和闡釋意義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
二、言語行爲理論概述
J.奧斯汀首先探討了句子如何超越其語言組成形式去“做事”( Perform Actions )，去影響並完成交際目的的。他提出的言語行爲理論圍繞這個問題提出:言語和行爲不能分開("Saying somethingis doing something")，言中有行。言語行爲包括以下三種具有特徵性意義的行爲:(A)類是表述性言語行爲即“言內行爲”( locutionaryact ); ( B)類是意向性言語行爲即“言外行爲”( illocutionary act );(C)類是取效性言語行爲即“言後行爲”( perlocutionary act )。其中，(A)類言內行爲句僅是在表述某一事實、行爲，是一種“意指”( signification ),賦義於形罷了，並無涉及說話者的意圖、目的。(C)類言後行爲句則重在言語表述可以在聽者一方產生影響而達到一定效果，旨在直接引發對方行爲。而(B)類言外行爲句是指在表述中所產生的某種語勢，或勸告、預見或允諾、催促等等。話語中帶有說話者的用意(force)，這就是“言外之力”，即“以言行事”了。這一部分，從本質上講使話語具有交際能力，強調的是話語的交際意義。(B)類“言外行爲”，又稱“言外之力”或“語勢”是奧斯汀本人研究的重點。
塞爾(Searle )在奧斯汀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提出間接言語行爲(indirect speech acts)，即用一種“言外之力”的表達形式來傳達另一種“言外之力”;或者說，聽話人如何從說話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斷出其間接的“言外之力”。這一類的言語行爲往往要在特定的語境中方能實現。無論是奧斯汀還是塞爾，在他們的論述中都告訴人們:要真正理解話語的意義，只靠句子結構分析，靠邏輯一一語義分析是遠遠不夠的。和傳統的語義學不同，言語行爲理論並不在句子的認知意義上過多糾纏，而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具體語境下的話語意義，交際目的、手段、效果纔是它關注的對象。
言語行爲理論的基本前提就是言中有行，它並不熱衷於語言的潛在系統和句法結構。例如:話語‘`Have you read this book?”在語法結構上屬於疑問句，但言語行爲理論關注的是它屬於帶有詢問意圖的言語行爲，其目的在於向聽話者獲取一定的信息。當然，在特定的交際環境下，該間句或許還會隱含有某種蔑視、尷尬或其它別的含義在裏面。這種發話人的意向正是我們在研究意義時容易忽略但又必須注意和麪對的。言語行爲理論認爲:語言的應用和意向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我們在對意義進行研究時一定要把說話者的意圖和目的綜合考慮進去。例如:在分析話語"It is hot here.”時，根據不同的交際環境和說話者的目的就會得出不同的意義理解:(I)它可以是在作一般性的描述，那就直接理解爲“這兒天氣熱。”(2)它也可能產生於一個特定的場景，如:研討會或辯論中，說話人意在對此發表感慨“這氣氛真熱烈呀!”該句理解的關鍵在於結合具體語境，揣摩說話人的意圖，得出說話人真正想表達的意義。
言語行爲理論的意義觀是基於具體語境下的，在交際過程中顯現的話語的語用意義。它研究的是語言和語境的關係，即:“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話語，特別是研究在不同的語言交際環境下如何理解語言和運用語言”。該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啓示有二:
(1)意向或稱語勢極大地影響着意義的理解和表達;因此在以意義轉換爲中心的翻譯活動中，譯者不可避免地要討論原文的目的、意圖，以求完整、真實地把握原文意義。
(2)譯者要注重翻譯過程中可能涉及的不同的交際情景和社會文化背景，因爲對言外之力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的語言交際環境息息相關的。
三、言語行爲理論和翻譯研究
英國當代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哈特姆和梅森認爲，一切文本都可看成是在特定背景下進行的交際活動，所以翻譯活動應被視爲“在某種社會語境中進行的交際過程”。這一定義意味着作爲交際過程的翻譯活動是一個雙向性的動態過程。在原文和譯文之間，譯者起着一個橋樑作用。一方面，他要面對原文，和隱藏在背後的原文作者交流，力求最大程度上理解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他要選擇最能表達原文意義，達到交際目的並取得同等交際效果的譯入語來和譯文讀者交流。這樣一個複雜的交際過程就要求譯者必須重視對語勢、情景語境和交際功能的研究。言語行爲理論在意義理解上的獨到視角將爲翻譯研究提供廣闊的思考空間和解決辦法的新途徑。
(一)言外行爲與翻譯
在翻譯過程中的理解階段，譯者要注重透過語言的表象，分析原文作者用語言在做什麼，他的意圖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只有這樣，譯者纔有可能摒棄字面意思帶來的誤解，找出作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否則，在翻譯實踐中很容易由於忽略或會錯了作者的意圖而造成誤譯，甚至錯譯，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例如:
I、武行者心中要吃，哪裏聽他分說，一聲聲喝道:“放屁!放屁!”
Now Wu the priest longed much in his heart to eat, and so how could heb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is explanation? He bellowed forth "Pass your Wind!Pass your wind!"
本例原文出自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譯文出自美國名作家賽珍珠。此處譯者把“放屁”一詞簡單地理解爲一種生理現象，把感嘆句理解成了祈使句，從而造成了誤譯。實際上，如果原譯者能綜觀上下文，充分考慮說話者在此的用意，抓住其話語是在責備、恐嚇對方，那麼根據這個言外之力在譯語中找出等效的譯文是不難的。英語中的“Nonsense!”就帶有斥責、威嚇的含義，是原文言外之力在譯語中的一個很好的語言表達形式。
在言語行爲理論中，繼奧斯汀之後的塞爾把言語行爲具體分爲以下五類:(1)Assertive Representative(斷言性);( 2 ) Directive(指令性);(3)Commissive(承諾性);(4)Expressive(表情性);(5)Declarative(宜告性)。
在翻譯中，譯者要分清原文究竟屬於其中的哪一類，辨明言外之力，以便在譯語中找到相應的表達。請看:
2,魯大海:……媽，我走了。
魯侍萍:胡說。就要下雨了，你上哪兒去?
魯大海:我有事。……
3,魯大海:沒什麼。周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這傢伙一一手槍早晚有點用處的。
魯侍萍:胡說，交給我。
魯大海:(不肯)媽!
上述兩個例子都摘自劇本《雷雨》，兩組對話也都發生在一對母子之間，而且對話中都出現了有着豐富感情內涵的詞語“胡說”。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該詞的言外之力是顯然不同的。第一組對話中的“胡說”，母親是用一種慎怪的語氣在勸止兒子不要外出，母親對兒子的關心和愛躍然於紙上，那是一種表情性的言語行爲。而在第二組對話中，“胡說”變成了一種指令性言語行爲，是說話人—母親在對兒子即將採取的行動非常害怕和擔優的情況下說出的帶有責備、命令口吻的話語。很明顯，第二個“胡說”比第一個在語氣上要嚴重得多。基於這種理解，我們再來看看王佐良先生給出的譯文:
2. Hai:…Mother, I’m going.
Ma: Don’t be silly. It’ll come on to rain any minute. Where would you,ay?
Hai; I’ve got some business to attend to.
It’s nothing really. If the Chou drive me to the wall, this will beone way out.
Ma: Nonsense. Give it to me.
Hai: ( protesting ) Oh, Mother!
以上例文抓住了原文場景中表現出來的說話者的言外之力。同一用詞，卻是不同的語氣，正因爲如此，譯文用了兩種表達來譯一個詞。雖然都是採用了祈使句，但顯然單詞“nonsense”在表現嚴肅性和強制性上要遠超前者。
(二)言後行爲與翻譯
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着眼於讀者的角度提出了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 )。他指出，譯文不僅要使譯文接受者理解，還必須使他們“以行動做出反應”即做出與原文讀者基本一致的反應，奈達這裏所說的反應即言語行爲中的言後行爲。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申請書、呼籲書、請願書、求職書、邀請信、通知、啓事、廣告、商品介紹等應用文都渴望得到預期的言後行爲，要求讀者做出實際的反應。在散文、詩歌、寓言故事、神話傳說等文學作品中，作者通過自己的作品要表達的寓意或要突出的某一主題思想都是想得到人們的言後行爲。相比之下，詩歌、寓言故事、神話傳說等文藝作品一般不會像商業廣告、通知等應用文那樣迅速直接地得到讀者行動上的反應，但對讀者的行動也會產生簡節、潛在的影響。無論是奈達的動態對等或是奧斯汀的言後行爲都給翻譯工作者以深刻的啓示，即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一定要以作者的意圖，讀者的預期效果或預期的實際反應和行動作爲翻譯的根本依據，在着手翻譯前，一定要深人研究原作所處的時代背景，原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及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等諸多文本以外的因素。只有這樣，才能夠從言語行爲和動態即功能對等人手正確地體會原作者當時的主觀意圖以及在原文讀者身上產生的客觀效果，並採用有效的語言手段或形式將原作的主要精神正確地傳遞給譯作讀者，使譯作讀者作出與原作讀者基本一致的反應，從而使譯作得到與原作基本一致的預期效果。
奧斯汀的言語行爲理論和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都論述了讀者或聽者的實際行爲反應。然而，信息接受者的行爲還要由信息外的諸多環境因素和個人的許多主客觀因素所決定。對同一信息，不同的接受者會有不同的感受。同一語言內部的信息交流如此，不同語言之間的信息交流更爲複雜。但是我們在探討翻譯原則的過程中，沒有必要過分地強調個人地各種不同反應，個別的單獨要素不應影響總的複合整體，形形色色地具體差別不應妨礙共性的實現。在實際翻譯中，譯者考慮的應該是譯文對目的語文化的羣體接受者的預期效果。因而，對這個羣體的共同的歷史背景、文化特徵、思想認識、語言習慣等應做到心中有數，這樣譯者才能預期他們對譯文會做出何種反應，從而有的放矢地進行翻譯，以達到效果上的對等。因此讀者的反應實際上指的是在一般情況下，某一文化羣體接受者會做出的反應，並不包括在特殊情況下個別讀者的反應。
(三)言語行爲翻譯中的語境
一旦把翻譯看成是交際活動就必須重視對語境的研究，因爲它讓話語意義有了確定的含義，同時它又是最活躍、最多變的因素。在對話語進行的言語行爲的劃分也好或是會話含義也好，都需要結合語境一起來理解話語的含義“特別是當言語行爲背離常規意義，或者當最終效果與說話人的期待出現分歧的時候”。對此，錢歌川先生就曾舉例說，中國人對初次見面的朋友會說“久仰”，但譯者不能按字面意思翻成‘`I adore you fore a long time.”否則，聽者會覺得莫名其妙。其原因就在於在朋友彼此通過介紹而相識的場景下說的“久仰”只是一種打招呼的用語，它的言外之力是一種禮貌的表達。根據禮貌原則和翻譯應忠實傳達言外之力，達到交際效果的原則，這句話應轉譯爲‘`I am pleased to meetyou.”同樣，我們在翻譯英語的謙虛之詞“You flattered me”時也應轉譯爲“你過獎了”而非“你奉承我。”類似的情況還常常出現在標示語上。如:‘電影院或車廂裏出現的“No Smoking!";公園裏某個剛刷了油漆的長凳旁出現的“Wet Paint!"。這些語言在特定的場合裏就不再是原來的一般描述性語言，而具有了宣告性的言外之力，意在警示公衆。因此，它們的相應譯文就可翻爲“嚴禁吸菸”和“油漆未乾，請勿觸摸”。像這樣的言外之力若是脫離了語境是無法確認的。
有的時候對言外之力理解僅僅依據單個言語行爲是不夠的。翻譯時，譯者不應只機械地尋找與原語單個言語行爲等值的譯語，而應在一個完整的語段，甚至更長的語篇中尋求原語整個語段的“言外之力結構”，等值的譯語。例如:
( 4 ) All it said was "Please!"
原文出自美國中篇小說《紅風》( Red Wind )。在平時我們所說的“Please open the door.”中，"Please!”表達的是一般性的請求功能，可翻爲“請”。但在具體的這篇小說的這段話中，說話者是一位急於向偵探求助的女子，她在夜裏坐在車上等着偵探回來。半夜，當偵探回到住處，
正要進樓時，聽到一個人說話，於是便有了上面一句描寫。在這種情景下，"please”直接翻爲“請”就缺少了原文所要表達的那種急切的帶有哀求口吻的言外之力，而變得很平淡。要想取得和原文同樣的效果，就要表達出這種言外之力。在特定的語境下，結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應該把它譯爲“勞駕”或“求求你!”。
四、結束語
本文通過在翻譯實踐中引人言語行爲理論來更好地理解原文意義及對原文讀者的預期效果、原作者的意圖，以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採取適當的翻譯策略，儘量減少譯文與原文之間的誤差。言語行爲理論作爲語用學中重要研究課題，它所關注的是在一定交際環境下，說話者是如何通過以言行事的。這是把具體情景、說話者目的、意圖、話語意義和接受者的預期反應結合起來綜合考慮的理論。它對於譯者深人、透徹地把握原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而進一步指導譯者進行最優化的雙語轉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