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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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科技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大約開始於六零年代。網絡開啓了信息的無限性，但也創造了信息的不穩定性，將網絡當成虛擬圖書館，正反映了這圖書館的本質──虛擬性與不真實性;而文本與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學研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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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文化全文如下：

理論與實務的前景與盲點

　　摘要：

文學與科技的的對立肇基於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然而當二十世紀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算機及網絡爲代表)入侵人文社羣，文學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共生的環境，實爲當今研究文學與科技關係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構中，尋找文學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絡世界裏，去發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侷限。

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啓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係。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侷限。筆者認爲，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一)因特網成爲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三)傳統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範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學與科學間的糾葛關係，建立在西方傳統的理性與感性的二元對立上。從十八世紀以來，以分析(analysis)及類化(generalization)爲主導的所謂科學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學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學者對科學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慮。十八、十九世紀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這種反理性及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種感性訴求。

英國十八世紀在啓蒙運動的籠罩下，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的介入，再加上經驗論的盛行，建立秩序與規範成爲知識分子的迷戀(obsessions)。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反應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維，試圖建立人類社會生存的有機體制，一方面卻也自覺地感受到邏輯論辯與理性分析的威脅。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作者藉着格利佛的觀察，諷刺Laputa中科學院所從事的科學實驗與哲學論辯，比如說在語言學院中，所從事的乃是將言談簡化成爲單音節的字眼，省略所有動詞與分詞，因爲在現實中的所有可認知的事物都是名詞。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來描述具有人類理性的馬國 Houyhuhnms，在此馬國中，人馬互位。

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類，受制於理性溫和的馬，在在顯示理性思考的弔詭。而在另一篇〈一個小小的建議〉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討論應將剩餘的小孩製成罐頭外銷，以解決愛爾蘭的貧窮問題，深具“想象力“。Swift這種反理性思考的論點，雖然簡化了(甚至誤解了)理性與科學思維的辯證邏輯，但是也具體地反應文人對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時期對人文與科技對立論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後文學工作者對科技發展懷疑與不信任的理論佳構。早期感情與理智、想象力與分析力、文學與科學的對立祇是意識形態，或許是基於對科學的誤解，或許是文學工作者的保守心態。但是當Dr. Frankenstein將科學的產品(科技的成果)化爲人類的夢厭(The Monster)，人文學者找到了攻擊的對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已不可避免，也爲人文學者找到了反科技決定論的依據。

　　二、文學研究與計算機科技的萌芽期：

計算機科技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大約開始於六零年代。1966年結合人文與計算機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創刊，開啓了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尤其是mainframe)來處理文學文本的學術研究。(〈文學與計算機研究的方向〉，頁136)。早期的文學與計算機研究偏重文學計算，也就是使用計算軟件或是索引工具來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性與作者文風，兩本人文與計算機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個研究的方向與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爲工具，從事文學計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學工作者透過其文本或研究來探討這兩者間的對立或共生關係。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科幻小說與科幻小說研究。筆者在一篇〈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從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談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說的主題與內涵，可以看出科技優越性與人性的關懷一直是人文與科技對立所關心的主題。筆者羅列了八項科幻小說的主題：

1、人文世界的理性與合理化的解釋(魔鬼總動員);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險記、星際巡航記、外星人的傳說);3、烏托邦的記憶與建立(反烏托邦的省思──美麗新世界);4、文明與科技的懷疑(科學怪人、機器人的神話、網絡上身);5、人文的關懷(生態與科技──侏羅紀公園);6、視學與想象力的開拓(時間機器、星際大戰、回到未來);7、超人神話──機器戰警、生化人、超人;8、後現代社會的省思──網絡的虛擬世界。(頁5)。從此窗體可以看出，人文對科技的關係正從對未知世界的探險、懷疑，轉化成想象力的開拓與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的權威式的擴展，逼迫文學工作者不再僅僅認同網絡科技威脅論(如網絡上身)，更進一部探討人工智能的運作與網絡上的文學斷裂現象(fragmentation) 。這一波的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將從文學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間移到科技學者的網絡空間。作家或研究者，開始在計算機上尋找創作的可能性，想象網絡出版、多媒體創作、人文數據庫的建立以及思索網絡的羣體與個體疏離等問題，這將開啓另一個紀元的英美文學研究。倒底這一波的因特網對英美文學研究有何影響，其對文學研究是否產生質的變化或是理論架構的重整，將是關心文學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議題。

　　三、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發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討論文學研究在網絡時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話說：”...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對文學的悲觀來自於對數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認爲數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毀了傳統文字印刷力量、文本與人的互動(或感動)關係、以及手寫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較了一般手寫書信及電子郵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慮。

Derrida的這種焦慮其實呈現了網絡發展帶給人文研究的一種質與量的改變，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紀以來人文與科技的對立與緊張關係。誠然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啓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係。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侷限。筆者認爲，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一)因特網成爲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三)傳統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範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以下僅對這些議題提出其現在與未來的發展及檢討。

(一)因特網與圖書館

文字的數字化解決了圖書館的館藏空間問題，而網絡的建構似乎解決了圖書館的數據取得問題。從1962年以來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圖書館的使用不易，提出以遠距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圖書館員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書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畫出電子圖書館的模型。而後二十年的網絡發展，更讓圖書館走入歷史，走入網絡。現今網絡服務已是圖書館的主要服務項目。而學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數據取得方式也跟着改變。透過遠程的期刊數據庫或全文數據庫檢索系統，學者可以輕易取得所修數據不必遠赴圖書館查書借書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論圖書館是否經營更加有效率，這種取得信息的方法，勢必改變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習慣。此方面的主要的影響有二：一是電子數據的穩定性與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閱讀可否取代文本閱讀。

在一篇討論圖書館與internet的關係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論點，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種heteronomous behaviours (無自決行爲)，也就是依賴外在權威，缺乏個人自主的改變或成長。這句話隱含，太多的網絡信息的一種 iatrogenic disease(1406)。這可從現今很多學生以剪貼網絡數據當成學期報告，毫無個人見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縱使現今的虛擬圖書館數據豐富，但是其檢索方法以keywords爲主(包含全文檢索)，而非以觀念來檢索，對人文研究來說，非常不合適。姑且不論網絡上的數據正確性有待商榷，縱使網絡數據也非所有文學研究者參考的數據主體，據其統計，文學研究的數據僅有36%被數字化置於網絡上，大部分的數據仍是紙(1408)。但是現今學者及學生太依賴網絡及數字圖書館，僅以網絡上找得到的數據當成其研究的主體。此外網絡資源的組織及結構仍不如傳統圖書館，因此其數據甚爲不穩定與不確定。Miall也指出，於小屏幕上閱讀文字，也讓閱讀吸收及流暢度變得極度困難，此部份我們將在閱讀超文本部份討論。

網絡上的數據，除了一般圖書館的專業製作外，其實它所呈現的是一種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說：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將網絡當成文學研究的圖書館，其風險甚高，往往喪失了研究的自主性與言究資料的完整性，最嚴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價與虛假的知識結構。

(二)顛覆文本

虛擬圖書館所呈現的數字信息往往是一種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學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閱讀，可說顛覆了傳統的文本結構。以超文本來創作或是閱讀成爲網絡時代的一種後文學現象。

傳統的文本以紙本印製爲主，講求的是書中的文字張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現媒體外(如圖像、聲音等)，更是以所謂的超級鏈接(hypterlinks)當成其閱讀途徑，超文本閱讀認爲其閱讀行爲突破傳統的線性閱讀，採取跳躍或是斷裂的閱讀模式，可以創造更多的閱讀空間。當超文本進入文學研究的範疇，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體所呈現的訊息都可以成爲文本，也呼應了自Roland Barthes以來的結構主義(及後結構)學者對文本的顛覆與詮釋。網絡的文本顛覆確實豐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間，也讓英美文學研究者進入不同的研究領域，如研究文學與電影改編、文學與電玩、文學與圖像、文學與多媒體的互動等。從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後進入所謂的discourse，也正點出英美文學研究的重心移轉。

然而超文本閱讀或是創作，真的是打破線性閱讀或是開啓閱讀與研究的新天地嗎?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視媒體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議題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閱讀，雖號稱創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實卻是製作同構型及連續性。(1412)。因爲其超級鏈接乃是經過設計，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單一化，指導讀者按照其所定的“線性”來閱讀，反而不如傳統的紙本閱讀，由讀者來主導，更加具主導性。此外計算機屏幕閱讀，限制了閱讀長度及流暢度，傷害了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

此外，文本的無限延伸，反而減低了文本本身的主體性，到底文學研究的文本在哪裏?文本是否應具普遍的文學價值或美學觀，都造受了嚴格的挑戰。

(三)文化研究

網絡對文學研究另一個最大的衝擊是解構了文學研究，將文學研究帶入了文化研究。當Miller呼應Derrida的看法認爲在網絡時代，文學(或文學研究)勢必沒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麼悲觀，他認爲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將會文學研究開啓另一個論述的戰場。透過理論對文學研究的反省，Miller認爲文化研究將文學研究邊緣化，或是替代了文學研究。例如，對美國大衆文學的文化研究，讓我們置身全球化及網絡化的場景中，不至於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單純的英美文學研究會越來越邊緣化，在整個英文文學研究範圍中，其它地區的全球化視野會更加寬廣，紐西蘭、澳洲、非洲、印度東亞等以英文創作的文本會受到重視，放在文化研究的範圍裏，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義，他說：”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號PMLA以文學教學爲主題全面探討文學教學與文化教學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該專號的介紹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憂心過去二十五年來文化研究入侵美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機制，是否威脅文學教學的純粹性與主體性。Martin在以下的歷史回顧中，指出文化研究與文化運作，幫助我們”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頁7)。當爲教育學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論及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關係時，說：”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進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爲一文學老師，我們應該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學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實是文學研究在網絡科技下的一項轉變與生機，也爲文學研究找到了社會發聲的管道，證實了文學研究的社會面向與“實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題研究

延續文化研究的方向與內涵，文學研究在網絡世界裏，利用理論的建構，開始進入網絡文化的研究領域裏。近年來學術界研究網絡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傳播學者、社會學者及文學研究者，這些學者各以其專長及訓練，進入虛擬的社羣中尋找自己的主體性。而文學研究者，在網絡文化中，發現網絡之跨國界、跨性別、跨地域、跨階級、跨現實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議題上的主題研究，最典型的主題與方式，就是以網絡世界爲文學文本，討論其族羣、主體、性別、階級、情慾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議題。Lisa Nakamura於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儘管網絡的文化研究正延續英美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學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學研究是否已喪失了其文學研究市場或是價值?這些問題在文學研究與其它學科整合時，更加凸顯。

(五)跨學科整合(文學與社會科學)

文學與科技結合的研究，從早期的意識型態的對立，到役使計算機軟件成爲文學處理或是文學計算的工具，到現今以網絡爲數據的來源或是以網絡當成研究的主題，儼然將文學研究帶入與其它學科接觸的場景中。在網絡時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會學、歷史研究、傳播理論、甚至於程序撰寫的架構都可以是網絡文化或是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我們不得不問，文學研究的主題性在哪?亦或是主體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學研究的發展。

或者一開始便沒有文學研究，所有的研究，從希臘、羅馬開始，就是一種學科整合研究。其實這種學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從希臘開始，學問的分類其實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文化、歷史、社會以及政治經濟，都是和在一起討論的。我們閱讀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納入考量，讀Jane Austen的小說，對於當時的婚姻與財產法，也會有相當程度的討論。文學與其它學門的分割應該是在二十世紀大學設立科系開始，各學科的研究者佔據其學科領域，開始劃地爲王。

網絡時代的來臨，其實看到文學研究迴歸古典操作的契機。文學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環，應該與各項學科建立互動的關係，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點。下一波的文學研究將一方面導入世界文學的面向，納入不同媒體的運作，也將發覺文學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誠如我們今天在這場文學與信息科技會議中所見的多元面貌。

　　四、結語：前景與盲點

網絡開啓了信息的無限性，但也創造了信息的不穩定性，將網絡當成虛擬圖書館，正反映了這圖書館的本質──虛擬性與不真實性;而文本與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學研究的本質，傳統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喪失了其正當性，文本與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驗批評者的美學觀，到底有無所謂的文學價值(values)或是文學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擴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但也同時挑戰文學研究的主體性，文學研究非存在於文本的美學研究，而是一種外緣研究，文學本身是否在這種外緣研究中，受到重視呢?還是被邊緣化了?虛空間的跨時間與空間研究，讓我們思考全球化、主體認同等主體，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間，網絡文化研究並不等於文學研究、主題研究並非文學研究的主戰場;跨學科的理論建構，對於建立論述權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於各種社會科學的分析、類化及術語中，也同時忽略了文學中的異質性、主觀性(或感性與非理性)、及神祕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處。

總之，擁抱科技或置身網絡，如果是文學研究在二十一世紀的一種宿命，如何短暫的脫離與批判，也正是文學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務。讓我們與科技共生，也讓我們與網絡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誠如〈駭客任務〉中的Neon一樣，”進入虛擬、掌控虛擬，回到現實、體驗原始。”

　　引用書目：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陳超明。〈文學與科技的交鋒──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談起〉。國科會科技與人文論壇。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超明。〈文學與計算機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訊》1 (1993): 1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