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塞林格研究
關鍵詞:塞林格研究 《麥田裏的守望者》 中國觀
享有“遁世作家”之稱的J.D.塞林格(nger,1919-2010)於2010年1月27日在其隱居地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科尼什小鎮的家中安然辭世,享年91歲。他隱居長達半個多世紀,但始終堅持“我熱愛寫作,我只爲了我自己而寫,只爲我自身的愉悅而寫”的信念。自1965年起,他雖筆耕不輟,卻沒有再出版任何有影響的作品。這位離羣索居、逃避世俗生活的“文壇隱士”生前身後留下了太多有關他本人和他未公開的作品的謎團。然而僅憑一部驚世駭俗之作享譽文壇的美國作家並不多見,塞林格就是這麼獨特、幸運,因寫作《麥田裏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而成爲不朽。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曾一度被視爲禁書,爾後卻成爲美國中學生樂意誦讀之作,而且還足足影響了幾代年輕人。塞林格亦憑此書成爲美國“被閱讀得最多的經典作家”。或許因“此書在美國影響太大,中國對此不能一無所知”,當時的中國雖“處在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還是讓《麥田裏的守望者》以內部出版的方式悄悄面世”(趙振先29)。國內該作品的最早譯本爲1963年施鹹榮先生所譯“黃皮書”《麥田裏的守望者》,該版本此後幾經重印。而塞林格的其它幾部作品《九故事》(N/heStories,1953)、《弗蘭妮與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和《擡高房樑,木匠們/西摩:小傳》(Rake High the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An Introduction,1963)的譯本也分別於1987年、2007年和2009年以單行本形式全部在中國面世。
國內塞林格研究始於並始終專注於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初侯維瑞先生最早撰文“個性與典型性的完美結合——評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語言特色”以來,中國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研究已近三十載。總體而言,新世紀以前,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方面,都不及新世紀之初這十年豐富。近十年來,學者及研究者們開始關注並撰文闡釋他們對塞林格其它作品的讀解,從而使國內塞林格的研究呈現出更全面的態勢。
塞林格的辭世不僅激發了更多人對其作品的閱讀與研究,同樣給了我們一個契機整理和反思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者對這位傳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本文重點梳理了《麥田裏的守望者》在語言、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現有成果,也談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現狀。本文認爲,我國學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創作,因而需要拓寬視野,從更新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人手進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一、霍爾頓的語言
國內對塞林格的研究始於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語言分析。80年代初,秦小孟先生主編的《當代美國文學》(上冊)提及並簡要論述了小說主人公霍爾頓的語言特點。侯維瑞先生1982年的論文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霍爾頓的語言特色。侯先生認爲,《麥田裏的守望者》“不僅深刻地再現了一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而且還以驚人的準確性與藝術概括性記錄了一代青少年的語言習慣”(侯維瑞28)。他在文中從語言學角度、修辭學角度和語法角度考察霍爾頓的語言使用狀況,着重透視小說人物在語言運用上所體現的高度典型性和鮮明個性。就語言學角度而言,侯先生強調霍爾頓語言中頻繁使用的附着語(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it really is,it really did,I’m not kidding,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粗俗語與污穢語(如goddam,hell)、俚語(如to shoot the crap,old)、形容詞與副詞選擇上的單調重複又不乏出人意料的用詞等,認爲這些語言表達都從不同方面使霍爾頓的語言具有了典型性。從修辭角度而言,霍爾頓語言的典型性與個性主要表現在他所運用的比喻和誇張手法上。霍爾頓對比喻與誇張的運用“大多平庸陳腐、落入俗套”,但有時也有“新鮮創造”(侯維瑞33),表明他的語言表達能力在“平庸的迷霧裏還能發出閃光”(侯維瑞34)。從語法角度看,霍爾頓犯了很多的語法錯誤,這些錯誤既反映了“日常口語的普遍特點”,也是那一代青少年中容易出現的語言典型。文章高度肯定了這部小說的語言價值,認爲它“成功地記錄了一定時期一定階層的語言習慣與道德危機”(侯維瑞34)。1994年。李戰子從語音(縮音和增音,如don’cha,oughta go,Wouddaya say)、詞彙(俚語的選擇,如phoney,kill)、句法(口語句型,如like後面帶從句,以“Boy”爲句子開端的感嘆句)和篇章(重複使用詞彙、鬆散句,並以you敘述,從而將讀者拉人故事)四方面分析了塞林格這部小說的口語特色,並認爲“這一語言特色在塑造霍爾頓這一形象和刻畫其性格方面”(25)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羅世平又將霍爾頓的語言與戰後美國反正統文化運動聯繫起來加以審視。他在贊同侯維瑞先生對小說語言分析的基礎上,從相同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爲霍爾頓語言中的附着語、語法錯誤、污穢語、俚語是對正統文化的蔑視和反叛,表現出了與美國那個時代反正統文化語言相似的語言特點(50-56)。
新世紀初期也不乏對《麥田裏的守望者》作品語言的分析,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馮季慶的“特殊話語標記和語義無差異性——論加繆《局外人》與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敘事意義”對作品敘事特徵與意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進行的研究。文章從特殊話語標記人手,指出小說中“大量表示折衷立場的詞語和語義對應了特定社會的深層結構組織狀況和戰後社會語言環境因意識形態衝突而導致的墮落”(120),並指出這部小說“以反英雄爲主角批判了意識形態中心話語的貶值和社會強勢話語的虛假性”(馮季慶120)。
從早期純粹從語言學角度對霍爾頓的語言進行分析到當下從敘事學角度結合社會、文化、歷史語境對霍爾頓的語言做更透徹的闡釋,反映了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求新的努力。
二、小說主題探究
《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小說主題爲何?這個問題歷來是學者與研究者撰文探究的焦點。1988年,虞建華的題爲“重演的一幕:懸崖上的人生抉擇——談塞林格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與戰後美國青年的精神危機”一文將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現狀與青年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結合起來,深入探討以霍爾頓爲典型的“在理想幻滅精神崩潰邊緣彷徨的一代人的心理困境”(67)。值得一提的是,該文中所談及的一些問題,例如成長中的困惑、象徵手
法的使用、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的主題呼應等等,激發了許多後來者的研究興趣,引導他們對小說主題或人物形象做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例如,王長榮的“童心未泯還是人心惟危——《麥田裏的守望者》與《蠅王》的主題比較研究”(1991)通過比較分析的方法探討了二戰後英美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所面I臨的問題,指出兩位作者通過象徵手法(例如“獵人”、“比賽”、“運動”等)表現了不同的小說主題:《麥田裏的守望者》表現童心未泯,《蠅王》暴露了人心惟危狀況,作者從兩個不同的側面“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社會”(80)。王虹同樣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霍爾頓的成長經歷折射出“成長的過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論、呈現痛苦的過程”(72)。在這痛苦的過程中,成長中的“主人公熱愛童年,敵視成年,遭遇挫折和失敗後,終於認識到其理想的虛幻性,但最終卻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孫勝忠,“O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Bildungsroman with a Focus on Twain,Faulkner and Salinger”138)。
霍爾頓執着於童年、抗拒成長,體現的正是小說所要弘揚的“純潔”主題。韋玫竹的“多維度試析《麥田裏的守望者》‘純潔’主題”一文透過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主人公的年齡特徵及該小說在美國青少年文學脈流中的位置,深入探討了這一主題。文章強調小說的“純潔”主題被“嵌在了充滿過渡意味的多個維度之間:時代背景上美國‘純潔’情結從有到無的過渡階段,青少年從‘純潔’的兒童時代向可能喪失‘純潔’的成人時代的過渡階段,美國少年文學脈流中對性的‘純潔’意識與對‘純潔’(自然)是否抱有希望的過渡階段”(58)。劉長江的“敘事·結構·意象與主題的完美統一——評J.D.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從-研究小說獨特的第一人稱敘事策略、圍繞“旅行”展開的循環式情節及貫穿整部小說的兩個重要意象“麥田”和“紅色獵人帽”三方面得出結論:這些藝術手法完美地結合,有效地揭露了成人世界的虛僞與醜惡,體現了主人公及小說創作者對真善美的守望。(94-96)
遭遇成人世界的醜惡、追求童真不願長大的霍爾頓成了孤獨的流浪者,“一個追求有價值的生活而不見容於他的社會”的孤獨而痛苦的少年(尹德祥50)。他的形象彰顯的是小說蘊含的另一主題,即異化的主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田佳的“生存的困惑與抉擇——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主題評析”(1994)、羅世平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中局外人的形象”(1994)、孔秋梅的“憂患意識:探析《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異化主題”(2006)等等。
“美國夢”是美國文學中的一個恆久主題。學者們同樣在霍爾頓身上讀到了美國夢。孫衛紅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美國夢’的主題表現及其研究”認爲霍爾頓對主流文化的核心反叛形式表現爲對“美國夢”的徹底否定與反叛;孫二平更認爲透過霍爾頓的視角,人們體驗了“美國夢”的破滅:人們物質生活富有,精神上一片空虛(59-61)。王榮富則在一個“幼稚少年痛苦地與成人世界鬥爭”(12)的過程中,看到的不是“美國夢”的破滅,而是霍爾頓所追尋的積極向上、勇於行動的“美國夢”的精髓。
還有研究者從作家半猶太血統的身份人手,從霍爾頓的孤獨與流浪中探究塞林格在作品中表現的猶太流浪情結和猶太性。作者對東方宗教的興趣也使研究者們從佛教禪學角度闡釋《麥田裏的守望者》。曾祥益認爲塞林格是在“通過自己的小說,深層次地展示人物的內心對世界宗教式思考過程中產生的精神矛盾,用超靈驗神祕主義的手法,記述了人物走向頓悟的全部精神歷程”(90)。尚曉進在“精神危機與自我救贖”一文中認爲塞林格爲處於精神危機中的霍爾頓實現自我救贖設定了模式,即“以人類的同情和友愛構築精神復甦的根基,在此基礎上,通過禪學的頓悟達到對人生的理解與超脫”(204)。
綜觀之,國內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主題探析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數量較多,而且內容愈益豐富和深刻,爲今後這一領域研究的繼續開展積累了許多材料和可借鑑的資源。
三、研究方法多樣化
中國的塞林格研究最初多爲通過文本細讀進行的研究,但也不乏運用其它理論視角進行研究的文章。例如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進行解讀的包括:王長榮的“童心未泯還是人心惟危——《麥田裏的守望者》與《蠅王》的主題比較研究”(1991)對主題的評析,朱世達的“反英雄與亞文化——美國戰後避世時代作家與王朔比較研究”(1994)對作家的創作背景和虛構的人物形象的研究。運用心理分析方法進行解讀的包括:李明的“淺談《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心理描寫”(1986)、徐勁的“人生的悲劇,悲劇的人生——對霍爾頓·考爾菲德的心理分析”(1995)、羅世平的“精神病症情結透視——論傑·戴·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的霍爾頓”(1996)等等。
新世紀後,有更多研究者自覺將多種理論視角運用於文本分析,從而使這一時期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研究更趨多樣化。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生態批評爲研究者們研究該小說主題和塞林格追求“純淨真實、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的理想提供了理論依據。霍爾頓拒斥迂腐的成人世界,實際“寄予了作者對純真童年和美好自然的嚮往,體現了一種深刻的迴歸童年、迴歸自然的生態哲學思想”(袁雪生110)。塞林格將霍爾頓刻畫成自己的“精神肖像”,通過他在生態失衡的現代社會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生態情結(洪曉28),從中可以窺見作者爲何遁世歸隱的部分原因。遺憾的是,生態批評至今還只是一種問題意識的思考,缺乏具體而明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因此這些研究問題的角度雖不乏新意,但在具體闡述時並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再則,他們在論述生態批評的概念時也沒有爲所要探討的命題建立起相應的認識框架。
解構主義是研究者使用較多的批評視角。張鑫的“不可能之舟上的英雄——論《麥田裏的守望者》對英雄原型的解構”指出霍爾頓“出走流亡過程的三階段:負氣離校出走、都市精神追求和退而甘當麥田裏的守望者”,實際是對“傳統英雄流亡、追尋和終成替罪羊原型的精心解構”(94)。嚴志軍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文化代碼的解域與歸域”運用解域與歸域理論分析主人公對“主流社會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破壞性解域,最終走向一種不確定的歸域,希望做一名‘麥田裏的守望者’,浮游在醜惡世界和美好的憧憬之間”(24)。孫勝忠則解讀出了另一個完全相反的霍爾頓,“二元對立的顛覆和文本結構的消解——解構《麥田裏的守望者》”一文通過“顛覆文本中存在的二元對立因素——天真/經驗、真誠/虛僞”解構了霍爾頓的身份,認爲他“不是反叛者而是守舊者,不是守望者而是被守望者”(90)。利用解構主義進行的讀解還包括阮倩的“‘童貞’觀念的初始——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解構主義批評”(2007)、杜娟的“混沌中求索、解構中建構——對塞林格長篇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解讀”(2009)等等。
日益風行的敘事學研究是研究者們又一熱衷使用的理論視角。較早從敘事學方面談及 《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文章是朱琳的“西方自敘體小說發展管窺——從兩部自敘體小說談起”(1996),該文在分析了《大衛·科波菲爾》和《麥田裏的守望者》兩部作品後得出結論,認爲塞林格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背離了狄更斯自敘體小說的傳統,自敘體正經歷着“從社會型向心理型,從世態型向心態型不斷變化”(106)。新世紀後,研究者沿着前期對塞林格作品進行敘事研究的路徑繼續開拓,撰寫了多篇論文。魏燕以《麥田裏的守望者》爲文本依託,分析了作品在語言形式、敘述視角及敘述方式方面表現出的後現代敘事文本的三大特徵,即用…低俗’的語言消融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界限;從獨特的青少年的視角來觀察世界,打破了權力話語和傳統的美學觀念;以非人格化敘述的‘無言’擱置了真理和終極意義”(126)。其他研究者有的從敘事者和隱含作者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如張桂霞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敘事者和隱含作者”(2004);有的從經驗自我與敘述自我以及故事時間和敘述時間角度讀解文本,如胡愛華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敘事策略”(2005);有的從敘事技巧角度分析小說的敘事技巧,如劉丹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敘事技巧分析”(2007);還有的深入分析作品中的第一人稱敘事策略,如周彥渝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第一人稱敘事策略”(2010)。上述從敘事學角度對文本進行的讀解,使讀者從原本看似簡單的作品中看到了塞林格高超的敘事格調及寫作技藝。
文化批評也是研究者樂於使用的理論視角。朱曉雯的“反叛的一代——王朔與塞林格”(2001)最先提出塞林格在美國社會與文學發展脈絡中承前啓後的作用;袁小明利用布迪厄的文化理論發表了兩篇文章進一步闡釋了塞林格的文化立場,即“質疑·抗爭·抵制——《麥田守望者》的文化解讀”(2009)和“文化場域中的“佔位”與“雅趣”生產研究——以塞林格及其作品《麥田裏的守望者》爲例(2009);李敏的“霍爾頓的文化意義”(2007)從霍爾頓的焦慮中領悟到“一種醒來無路可走的文化自覺”(119)。此外,對於霍爾頓的反叛,還有研究者從小說與搖滾樂的反抗精神角度,從《麥田裏的守望者》與好萊塢電影的互動關係角度進行闡釋。這些讀解同樣凸顯了新穎性和趣味性。
四、國內塞林格其它作品的研究
國內對塞林格其它作品的研究前期幾乎是空白,只有張羣在談小說的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演變時,提到了《九故事》中的《特迪》,認爲它表達了塞林格以後所有小說中都體現的“建立在印度教基礎上的唯心主義”思想(張羣6)。進入新世紀後,這一現象有了很大改觀,這一時期的塞林格研究涉及到他所有出版的作品,研究論文不僅考量了塞林格所有作品的主題、人物形象、文學價值及其意義,而且還專門針對某一短篇進行闡釋。尚曉進的“精神危機與自我救贖”一文探討了《麥田裏的守望者》和《九故事》的主題,認爲這“兩部作品具有某種相關性和延續性”(197),貫穿其中的共同主題爲“塞林格筆下主人公所經歷的精神危機與對自我救贖的嘗試”,《九故事》“更多地展現了主人公精神劫難後的苦痛和掙扎,更側重於探討尋求自我救贖的可能性與途徑”(197)。房定堅則將塞林格與中國文化做比較,認爲塞林格想“通過吸收東方文化來解救西方的精神危機”(19),但霍爾頓、西摩及香蕉魚最終的結局說明,像塞林格這樣的知識分子“所吸收的東方文化和自己所在的西方社會格格不入”(19)。王立宏在塞林格後期所有的小說中讀到了“一種強烈的絕望氣息”和“深深的死亡情結”(“論塞林格小說的死亡情結”168),西摩的故事是塞林格對生死的一種初期的參悟,特迪的故事又是他對生死的深入思考和徹悟。
塞林格筆下的其他人物身上同樣表現出像霍爾頓一樣的反叛性。羅豫在特迪、弗蘭妮和祖伊身上看到了“受宗教思想感染,起身反叛主流文化”(102)的人物形象,但認爲他們的反叛存在着差異:特迪“處於叛逆的浪漫狀態”,弗蘭妮的叛逆似乎“並不成熟”,而祖伊則“提供了一種迴歸的、可實踐的叛逆道路”(103)。蔣天平運用權力理論和人格理論挖掘這些反叛者最終表現爲“瘋狂形象”背後的社會成因,即霍爾頓和弗蘭妮都受到權力和知識的監視和規訓,在逼迫的情形下“完成自我意識的轉向,成爲現代社會的非我客體”。西摩也不例外,因“受到外界權力的影響而無法自由地表述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與聯繫”,最終不得不“將自己依附於外界權威而失去了自我”(103)。,
這一時期專注於塞林格短篇小說研究的主要有王立宏對“笑面人”和朱榮華對“弗蘭妮”和“擡高房樑,木匠們”的闡釋。王立宏認爲,評論界雖不看好“笑面人”,但這個短篇卻能以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和悲劇英雄的形象,表現塞林格“深厚的筆力以及深蘊的、不易察覺的情感激流與極強的藝術張力”(108)。朱榮華在其“塞林格小說中的‘薩福…一文中認爲,“在塞林格筆下,‘薩福’連同她的詩隱喻的是一個已經失落的美好世界”(23)。她分析了“弗蘭妮”和“擡高房樑,木匠們”中“被理性和商業氣息浸透了的社會”中無所適從的弗蘭妮和西摩,強調這些主人公代表了“作者藉‘薩福’之名,企圖協調個人與社會的努力:爲現代生活創造一種新秩序”(23)。
綜上所述,我國的塞林格研究,無論在主題分析還是人物形象的探討方面,都有了豐富且深刻的研究成果;在理論視角的運用上也有了許多新突破,已逐漸擺脫早期印象式的讀解。不過,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國內塞林格研究還存在着不足。首先,國內塞林格研究視野還不夠開闊,我們的研究在各方面都較美國本土的塞林格研究滯後。這既有資料匱乏等客觀上的原因,亦有主觀上創新意識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其次,國內塞林格研究數量雖多,但真正有深度的高水平研究文章並不多見,豆腐渣文章還不少,而且在選題方面還明顯存在着重複和跟風現象,具體表現在對語言、主題、人物形象的理解以及在理論視角的運用匕。早在20世紀80年代塞林格研究剛剛起步時,已故侯維瑞先生就曾撰文詳細探討過塞林格小說的語言問題,但新世紀後的一些研究仍在討論同樣的話題,就連舉例分析都與侯文完全一致。再則,迄今除一篇優秀博士論文涉及塞林格及《麥田裏的守望者》之外,尚無塞林格研究專著面世,塞林格傳記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此外,國內塞林格研究過於集中在對其《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論述,缺乏對其創作的整體觀照和對其他作品的深入探討,不能全面認識其語言特色、創作理念和敘事格調等。同樣,塞林格作品翻譯相對滯後,其《弗蘭妮與祖伊》和《擡高房樑,木匠們/西摩:小傳》距原著出版四十多年後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並翻譯出版。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學者全面瞭解和研究塞林格造成了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