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美國傑出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1887——1948)的《文化模式》一書於20世紀30年代出版，該書闡發了一種新的文化研究理論——文化模式論。在本尼迪克特看來，文化，也即民族性，它在各個民族(部落、族羣)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背景，它表現爲一定的文化形態及行爲。她把所有潛在的人類意圖、動機以及行爲能力比作一個巨大的圓弧，所有可能的人類行爲都分佈在其上的這個大弧對於任何一個文化來說都太繁雜，太充滿矛盾了，以致其中絕大部分是不能利用的，一個社會或部族面對無數人類行爲的可能性，首要的就是選擇。每個人類社會都在其文化風俗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具有自身文化獨特的社會價值取向，選擇的行爲方式包括各種人生階段的慶典儀式、宗教、婚姻、經濟、政治等各領域的習俗, 經過代代流傳，最終演化成爲風俗、禮儀, 從而形成一個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一、關於“文化模式”的概念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論的創造性貢獻的一部分在於把心理分析概念引入對於文化的研究。她的“模式”概念就是一個行動心理學的概念，不同於許多學者所說的“類型”。文化類型是把已知的文化按事先規定的若干型加以歸納和分類;而文化模式則是規定文化特徵的統一表現形態的特殊性和異質性，而非預先設定的類型分類。她明確指出“我們這裏作爲‘類型’來討論的這些完型，並不是說它們代表了一種固定的特性的羣集分佈。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就是致力於把所有文化說成是一定數量的穩定的經過選擇的形態的樣品。若形態對所有文明來說都是不可避免且適用的東西，那範疇就成爲一種義務了。”不同文化所展露出的相似性特徵和意圖是同它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相聯繫的，彼此相像的文化也不可能選擇同樣的文化特性來按它們支配地位的意圖去把握。因此，文化在本質上是異質性的，是千差萬別的，是不可化約不可類型化的。她的目的是要區別其所考察研究的三個民族在文化特質及民族性格方面的差異，作爲說明這種差異的操作概念，使用了分類用語，但她並非試圖把人類各種文化都類型化爲日神型、酒神型，並非在建構類型學，其學說並非文化類型論。在她那裏，“模式”是一個給予各種行爲以意義並將各種行爲包括在文化整體中的框架。“每一社會的文化中都會形成一種並不必然是其他社會形態都有的獨特意圖，在順從這些意圖時，每一民族逐步加深其經驗，文化逐漸發展出越來越確定的選擇標準，形成行動的驅動力，與這些驅動力相適應，文化特性的不同方面和行爲領域也取一種越來越一致的外形。”於是我們發現，本尼迪克特想要向我們闡釋的是，我們在做文化研究時，必須要把每一個文化視爲一種獨特的歷史存在，一個獨立的分析單元。

　　二、關於文化整合

本尼迪克特認爲，整合的首要條件就是選擇，不經選擇，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可以被理解的。“任何社會都要選擇人類可能的行爲這個弧上的某個片段，只要該社會的文化要完成整合，它的種種風俗、它的各個文化特質就傾向於推動它所選擇的片斷的表達，而阻止那些相反的片斷，”它們在本身特有的文化意圖和主旨的統攝下，不斷融合、改變、修正，趨向於具有一致性的行爲模式。“一種文化在它自身某種規範化的動機、情感、價值、準則的作用下,從周圍地區的那些可能的特性中選擇其可用者,而捨棄了不可用者,把其他的特性都重新改造,使它們符合自己的需要”以達整體或完全的狀態，也即整合的結果。因而，文化整合也是文化自我完善的一種形式，既體現了文化在歷時中的變遷，又使文化在共時中在一定限度內維持穩定秩序成爲可能。她認爲，整合不是文化諸特性、現象的機械組合或總和,而是那些部分的獨特排列和內在關係，形成的一種相互聯繫的新的有機實體,因此,一種文化作爲諸多元素所組成的複合體產生着一些新的潛在性質，因此總是多於其各個特質的總和。因此,在研究一種文化時，不能只偏重於單個文化特質的考察,而是應把握各種文化特質在其千變萬化的特殊的聯繫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的有機整體,即要把研究重點放在分析整體結構上,並“按照每一文化的原樣，根據文化發生的來龍去脈研究文化現象本身”。若只把注意力放在對單個文化元素的研究上,那實際上就只能是在描述一種文化的表層現象。

但同時，在文化整合方面本尼迪克特也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絕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她所描述祖尼人和克瓦基特爾人時所勾勒出來的那種和諧一致的樣態的。文化缺乏整合的情況比比皆是，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夠把它們的無數行爲全部都鑄入一個均衡的模式。 “要削足適履的強使每一種文化都去適應那些‘一言以蔽之’的特點是再愚蠢不過了。”因此，她提出了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的觀點：對於文化整合輕而易舉的做出一些概括，在田野考察中是最危險的，田野工作者必須忠實於客觀，他必須記錄下全部有關行爲，且注意不要根據任何有爭論的假說去選擇那些適合於命題的事實。不能以對那種文化詮釋性行爲的永久性形態的先入之見爲指導來進行文化的研究。

　　三、關於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是其理論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她所持的這種思想是直接針對種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她認爲，諸種文化模式間差異如此之大，甚至可能是完全對立的，但任何一種文化模式中的行爲總有其合理的存在，無所謂等級優劣之別，每種文化模式都是一個獨立整體，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取向，都有同所屬社會相適應的能力。因此，文化的價值是多元的，對於每種文化，都必須按照它自身的價值和結構來考察，而並非按照某種被當做“絕對價值”的文化來對其他文化進行評判。“我們沒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種文化都已經抓住了一種永恆的健全精神，並會被作爲解決人類問題的唯一結論載入史冊。我們唯一的科學方法是盡我們所能，把我們自己的文化作爲無數人類文化中的多樣結構中的一例加以思考。”本尼迪克特的相對主義人類學原則，倡導一種對多種價值體系的尊重。正因爲文化的整體取向是不一致的，所以判斷社會價值的標準也是不一致的。“在一個社會中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以另一社會的目的和手段來判斷，因爲從本質上講，它們是不可比的。”據此，她對人類學領域中的歐洲中心論進行了批判，她認爲，只是由於偶然的歷史原因所造成的特定環境和條件，才使得西方文明較迄今所知的任何其他文明在16世紀後廣泛傳播蔓延開來。她最後得出結論，人類學的未來發展，必須超越種族中心主義，確立一種世界文化意識，只有真正從全人類的立場出發，才能理解並解決文化進步與文化多樣性的關係。“對文化相對性的認可自有它自己的價值，它缺的並不是絕對主義哲學所主張的東西…它引起了某種悲觀主義情緒，那是因爲，它使舊公式陷入一片混亂，…一旦這種新意見成了一種人們習慣的信仰，…那時，我們就會達到一種更現實的社會信條，把和平共處，以及人類從生存的原料中爲自身創造出來的種種同樣有效的生活模式作爲希望的基地、寬容的基礎來接受。”

本尼迪克特強調文化的選擇和整合在一種文化不斷的演進和豐富的進程中所發揮的功能，而只有通過有選擇性地吸收和糅合周圍地區的異質因素並將其整合到文化模式的結構中以及改變舊有文化因子使其符合當前的文化需要，一種文化模式才能保持自有的獨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從而世界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的文化模式的多樣性才得以形成和維持。在當今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入的時代，人類世界的各種文化已經處於密切的相互關聯和依賴之中，人類日益認識到不同文化間彼此瞭解和尊重對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尊重不同民族針對自身特點所選擇的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這正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論給予我們的啓示，同時也映證了費孝通先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偉大文化追求和理念。